从“海南三书”看苏轼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026-07-01
来源:苏学研究

摘要:苏轼晚年贬谪海南期间最终定稿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合称“海南三书”,是其毕生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北宋蜀学的核心典籍。本文以三部经学著作的文本内容为依托,梳理“海南三书”的撰述宗旨与核心阐释体系,从儒家核心义理承接、思想体系创新、治学方法变革三个维度,剖析苏轼对儒家文化的坚守传承与创造性发展,揭示其经学思想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明晰“海南三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地位。

关键词:苏轼;海南三书;儒家文化;传承;发展;蜀学

一、引言

北宋中期,儒学步入义理革新的关键转型期,学界摒弃汉儒繁琐章句训诂,转而重释经典、阐发义理,儒释道三教思想深度交融,形成了迥异于前代的学术生态。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却始终深耕儒家经典,晚年在海南儋州的极致困顿中,完成《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的最终修订,自谓“抚视三书,便觉此生不虚过”,足见其学术思想之凝练。

“海南三书”并非单纯的经典注疏,而是苏轼立足人生体悟与时代语境,对《周易》《尚书》《论语》三部儒家原典的深度阐释与思想重构。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苏轼文学成就,对其经学成就研究稍显薄弱,且少有立足三部著作完整文本,系统探析其儒学传承与创新的专门论述。本文以“海南三书”文本内容为根基,遵循儒家学术发展脉络,系统论证苏轼对儒家核心义理的坚守、对传统儒学的突破与发展,还原其作为经学家的学术本色,明晰其在宋代儒学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二、“海南三书”的成书背景与核心内容阐释

(一)“海南三书”的成书背景

《周易》《尚书》《论语》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周易》是儒家“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之首,由《易经》和《易传》组成,起源于占筮,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易传》阐释,构建了一套以“阴阳变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阐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被后世尊为“群经之源”;《尚书》是儒家原典,汇编了从尧舜到秦穆公的政治文献,包括君王命令、战前誓词、君臣谈话等,被后人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论语》是孔门语录,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海南三书”的创作贯穿苏轼中年至晚年,并非一时之作,而是历经数十年修改、于儋州最终定稿的学术结晶。北宋元符年间,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身处蛮荒之地、衣食无着,却摒弃外界纷扰,潜心整理经学著述,将毕生学术思考、政治理念与人生哲学融入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之中。其中《东坡易传》创作历时最久,自青年时期始笔,历经半生修订,儋州时期定稿,是苏轼经学思想的根基之作;《东坡书传》成书于惠州、儋州贬所,针对北宋社会政治现实,借注《尚书》阐发治道理念;《论语说》则聚焦儒家伦理内核,以人情解孔门之学,完成对儒家道德体系的重构。三部著作互为支撑,构建起苏轼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也成为宋代蜀学区别于洛学、关学的核心标识。

(二)“海南三书”的核心内容

1. 《东坡易传》

全书共九卷,又名《苏氏易传》《毗陵易传》,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以注解《周易》本经及《易传》为核心,舍弃汉儒象数附会之学,专注义理阐发,以“道”为宇宙本体,以阴阳二气的运行变化诠释天地万物规律,构建起“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书中将天道运行与人事修养、社会治理相贯通,既阐释天地自然的本体之道,又落脚于君子修身、君王为政的实践准则,同时融通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始终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形成了兼具哲学思辨与现实指向的易学阐释体系。

2. 《东坡书传》

全书共十三卷,是苏轼对上古政事经典《尚书》的系统注疏。该书逐篇注解《尚书》典谟训诰之文,聚焦上古圣王治国理念、典章制度与政治伦理,重点挖掘“敬天保民”“为政以德”“任贤使能”等核心治道思想。苏轼摒弃前代注家的牵强附会与空谈,结合北宋政治现实,还原《尚书》政事经典的本质,针对性批判时政弊端,将经典阐释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是其政治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3. 《论语说》

全书共二十卷,明代以后原书失传,现存佚文散见于《苏轼文集》《朱子语类》《论语集注》等典籍中,核心思想完整可考。该书以《论语》文本为核心,围绕“仁”“礼”“孝”“君子”等儒家核心范畴展开系统阐释,提出“圣人之道出于人情”的核心注解原则,以人情为切入点解读孔子思想,重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摒弃僵化的道德说教,聚焦儒家修身入世、伦理教化的核心宗旨,是苏轼人生哲学与道德儒学的集中表达。

三、苏轼对儒家核心义理的坚守与传承

苏轼对儒家文化的传承,根植于对儒家原典核心精神的精准把握,依托“海南三书”的经典注解,完整承接儒家道统,坚守儒学核心义理,延续儒学发展的根本脉络。

(一)承接儒家天人之道与人性论根基

《东坡易传》全面承接《周易》“天人合一”的核心宇宙观,明确“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与运行法则,强调天地之道以人为核心,“天地无心,圣人有心”,主张人通过道德实践契合天地规律,延续儒家天人一体、以人为本的核心认知。在人性论上,苏轼跳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的二元对立,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善恶源于人性发而为情的后天修习,这一观点直接承接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核心论断,坚守儒家人性可教、以德化人的根本理念,夯实儒家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

(二)坚守儒家民本德政的政治传统

《东坡书传》深挖《尚书》“敬天保民”的政治精髓,将儒家传统天命观转化为务实的民本思想,明确提出“天即民也,民即天也”,强调“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把民心向背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完整传承《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核心理念。同时,苏轼在注疏中反复强调“为政以德”,主张君王修德自省、薄敛宽民、任贤远佞,反对苛政峻法,坚守儒家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延续自上古以来儒家一脉相承的治道传统。

(三)恪守儒家以仁为本的伦理内核

《论语说》紧扣《论语》核心宗旨,以“仁”为根本范畴,系统阐释孔子伦理思想。苏轼提出“仁统四德”,将仁、义、礼、智、信纳入“仁”的体系之下,明确“仁者爱人”“孝悌为仁之本”,恪守儒家忠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路径。他推崇君子人格,强调克己复礼、崇德向善,坚守儒家重伦理、重修养、重入世的核心精神,摒弃佛老出世避世的思想倾向,牢牢立足儒家伦理本位,延续孔门儒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四、苏轼对儒家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苏轼并非墨守儒家旧说,而是立足时代语境,依托“海南三书”突破传统经学桎梏,在思想融合、治道实践、治学方法上实现创新,推动儒家文化的哲理化、世俗化、实用化发展。

(一)融通三教思想,丰富儒学哲学思辨

苏轼打破儒释道三教门户之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纳佛老思辨智慧,弥补传统儒学形上思辨不足的缺陷。在《东坡易传》中,他将道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与《周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相融合,拓展儒家天人之道的哲学内涵;在《论语说》中,他借鉴佛家心性静观之理,诠释“思无邪”的至高境界,丰富儒家心性修养理论。这种融合并非简单拼接,而是以儒统摄佛老,让儒家思想兼具人文关怀与哲学深度,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重要思想滋养。

(二)立足经世致用,推动儒学落地实践

苏轼一改前代儒者空谈义理、脱离现实的治学弊端,将儒学从书斋推向现实,赋予其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东坡书传》借注《尚书》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治国方略,针对北宋党争、民生凋敝的现实,提出务实的政治主张;《东坡易传》以卦爻辞阐释社会治理法则,强调为政者顺应民心、利民惠民;《论语说》以人情解经典,让儒家伦理贴近世俗生活。其经学阐释始终以“利民”为核心,推动儒家治道与伦理从理论走向实践,彰显儒学的现实关怀。

(三)革新治学方法,打破经学僵化桎梏

在经典诠释方法上,苏轼彻底摒弃汉儒繁琐章句训诂与宋儒教条化、门户化的注解模式,开创“以意逆志、贴近人情”的解经路径。他主张解经不求字字拘泥,而求义理贯通、契合人情,不迷信前人注疏,敢于纠偏正误,还原经典本意。这种独立求真、务实通达的治学方法,打破了传统经学的僵化格局,让儒家经典摆脱繁琐考据的束缚,焕发新的生命力,也为后世经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

五、“海南三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

(一)学术价值

“海南三书”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蜀学经学体系,区别于程朱理学的思辨化、教条化,形成了重人情、重现实、重融通的学术风格,丰富了宋代儒学的学术生态。三部著作分别从哲学、政治、伦理三个维度,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推动宋代儒学向义理化、世俗化、实用化转型,成为中国经学史上从汉学向宋学转型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二)历史影响

在学术层面,“海南三书”的义理诠释思路,为后世儒者提供了重要借鉴,其心性论、民本思想被宋明理学吸纳融合,深刻影响后世儒学发展;在文化传播层面,苏轼在海南贬所兴学传教,以三书为核心传播儒家文化,开启海南人文教化之风,推动儒家文化向边远地区普及;在后世传承层面,“海南三书”所彰显的包容开放、经世致用的精神,成为儒家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重要精神内核,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典范。

六、结论

苏轼的“海南三书”,是其毕生学术思想与人生智慧的结晶,也是北宋儒学革新的重要成果。通过《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的系统阐释,苏轼既坚守儒家天人之道、民本德政、仁义伦理的核心义理,完整承接儒家文化根脉;又以融通三教的视野、经世致用的理念、务实革新的治学方法,实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突破了传统儒学的局限,赋予儒学新的时代内涵与生命力。

“海南三书”不仅奠定了蜀学的学术地位,更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彰显了儒家文化与时俱进、包容开放的精神特质。在当代,重新挖掘“海南三书”儒学价值,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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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华:徐州市苏轼文化会副秘书长、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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