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棺一具，对于玉棺片材质的认识一直比较混乱，有的专家认为是青玉，有的专家认为是碧玉，且是新疆玛纳斯碧玉。通过与和田玉国家标准的比对，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经验目测，科技手段测量数据的分析，以及相关史料记载的研究，得出结论：狮子山汉墓出土玉棺的材质应为青玉而非碧玉，更非发掘简报中推断的新疆玛纳斯碧玉。

关键词 玉棺青玉玛纳斯碧玉检测分析

玉棺是我国汉代丧葬玉器中等级最高、体量最大、构造制作极为复杂者，也是汉代最为华贵的一种特大型玉葬具。从墓葬出土情况看，凡出土玉棺的墓葬必配有金缕玉衣，而出土金缕玉衣的墓葬未必有玉棺，汉代玉棺的等级和价值要高于金缕玉衣，在玉葬具极为盛行的西汉时期，豪华高贵的玉棺亦很少使用。由于汉代玉棺出土极少，且古代文献记载极为匮乏，所以现在学术界对于汉代玉馆的认识尚不像玉衣那样全面系统，全国仅有个别学者对玉棺做过初步的探讨研究，而对于玉棺材质的研究则更少有涉及。

1995年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棺，其材质有的专家认为是碧玉，而且是新疆玛纳斯碧玉，有的专家认为是青玉，这种情况在专家们的文章中有着不同的表述，比较混乱。笔者认为，应十分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其成果对于汉代玉棺的深入研究及汉代早期玉器玉料来源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徐州狮子山汉墓发现玉棺基本情况

1994至1995年在江苏徐州发掘的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内出土各类玉器200多件（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玉质上乘，工艺精湛，为汉代玉器发展的巅峰之作。丧葬玉器发达是该墓出土玉器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包括金缕玉衣、玉棺、玉枕、玉握、玉窍塞等，其中楚王玉棺是该墓出土玉器中体量最大、用玉最多的一件大型玉葬具。由于早年被盗扰，玉棺出土时已散乱，棺木朽毁，剩下大量原来镶嵌在棺壁上的玉板（片），分布在甬道、侧室和盗洞中。（见图一）后经统计，共清理出1781片，有长方形、三角形、菱形、、正方形、弧形、窄长条形等，表面皆抛光，有的玉片背面有谷纹，系为利用雕琢过的玉材或旧残玉器改制。其中较大玉板片厚薄不均，一般厚为0.6厘米，少量因切割原因局部较薄，分素面、带孔和带玉壁图案三种。绝大多数玉板背面都有朱书文字，主要标明其尺寸和方位等[]。（见图二~图四）出土时玉棺局部仍保持当时镶贴原状的共有6组，后经徐州博物馆两次修复，特别是第二次修复改在玉棺内侧镶贴满玉板（片），更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修复后现已陈设展出。

二、玉棺材质认识的争议

狮子山汉墓玉棺出土后，对玉棺材质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较薄弱环节。1998年发表的《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上对玉棺材质认识的描述是：“楚王用玉绝大多数为玉质上乘的新疆和田所产的白玉和新疆玛纳斯河所产的青（碧）玉……而玛纳斯河所产之玉，多用于制璧和漆棺上的饰件。”[]这种青、碧玉不明确的描述，对以后学术界对玉棺材质的认定制造了混乱，报告中对新疆玛纳斯地区玉料来源的推断又间接性的指向了其为碧玉。众所周知，新疆玛纳斯地区基本不产青玉，主要以产碧玉为主，故其后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将玉棺材质直接描述为碧玉，且是新疆玛纳斯产碧玉。沿用这种观念的专家及文章较多：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器》[]；卢兆荫《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序[]；葛明宇《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棺研究及相关认识》[]等，《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及《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中也将玉棺材质描述为碧玉[][]。然有部分的专家学者持不同意见，在其文章中描述是青玉，持这种观念的专家及文章有：徐琳《两汉玉矿资源探析及多元一体化进程》[]；梁勇《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新近出版徐州博物馆编著的《徐州汉玉》将玉棺片插图标注为青玉[]。持两种观念的专家学者们在各自发表的文章中均按照自己的认定有着不同的表述。笔者认为，发掘简报中对玉棺材质及产地来源的推断认定是不够严谨的。目前学术界对玉器产地来源的认定上尚不能完全依赖相关手段来做准确的认定。目前的科技认定手段只能以玉器某种特殊性来排除某个区域来源的认定，而不能完全依靠科技手段来确认来源于某一地区。发掘简报对玉器产地来源的这些推断，对玉棺材质青玉、碧玉的认定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三．青玉、碧玉的分类标准研究

和田玉有青玉和碧玉之分。两者都是绿色为主色调的，很容易混淆，但从外观和内部成分上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首先从颜色上讲：碧玉的颜色其实与翡翠颜色相似些，属于比较艳丽的颜色，多碧绿颜色；青玉的色调就不是那么惹眼，较为暗淡些，显得更加沉稳，青玉大都有灰色的色调。从矿物成分上究其原因：纯净的透闪石是无色或者白色的，由于软玉中铁含量的不同，软玉的颜色也会不同，铁含量越高，玉石的颜色越深。青玉导致其颜色的元素主要是铁，所以青玉一般多多少少都会呈现出灰的色调。而碧玉除了软玉的基本构成之外，碧玉多了一种元素——铬元素，它并非是软玉必要的构成物。铬元素是碧玉形成的要件，是碧玉致色主要因素，碧玉铬的含量达到0.1%-0.5%[]，青玉一般不含铬元素，如有也是极微的，碧玉铬的含量显著多于青玉。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T 38821-2020 《和田玉 鉴定与分类》有较明确的规定：青玉是“主体颜色呈中等至深的青、灰青、黄绿等色调的和田玉”；碧玉是“主体颜色呈浅至深的绿、灰绿、青绿、暗绿、墨绿等色调的和田玉，且由铁、铬、镍等元素致色”。   

从成因上分，软玉有蛇纹岩型与非蛇纹岩型两类矿床，新疆和田地区软玉和澳大利亚软玉属于非蛇纹岩型，俄罗斯碧玉、加拿大、新西兰和中国玛纳斯等地软玉属于蛇纹岩型，这两类软玉的化学成分区别主要是铁含量不同，特别是FeO 含量不同。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和田玉的研究中也总结发现：世界各产地碧玉多属于蛇纹岩型，即化学成分中Fe0相对较高，其Fe0化学成分在2%-4%之间。

四、玉棺材质的研判与检测

玉棺材质青玉、碧玉的判断涉及到玉器的颜色及内部成分的问题，所以玉棺材质的判定需要分为经验目测和科技手段两个部分来完成。

故宫博物院徐琳在《两汉玉矿资源探析及多元一体化进程》中明确指出：经其目测，狮子山汉墓玉棺片基本为青玉片而非碧玉片。笔者也曾邀请了徐州地区相关玉器研究方面的专家来实地目测，这些专家分别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徐州玉文化研究会、徐州宝玉石检测单位、徐州玉雕工艺美术大师等，这些专家经过背对背的目测鉴定，最后的意见非常一致，狮子山汉墓玉棺片为青玉而非碧玉。

目前，我国考古发掘的镶玉漆棺较多，而真正称得上玉棺的仅有三具，除狮子山汉墓玉棺之外，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后窦绾墓，2012年发掘的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二号墓各出土一具玉棺。经过与这两具玉棺片的比较，颜色基本相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两具玉棺发掘简报或相关文章均认定为青玉，而狮子山汉墓玉棺的颜色比以上两具玉棺的颜色还要更灰和暗淡。（见图五、图六）

基本上所有的碧玉都或多或少的有黑色斑点，这些黑色斑点是碧玉的一个代表性特征，它的主要成因是玉器形成时铬元素的集中堆积造成的（强光下为深绿色）。经过观察，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棺片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黑色点状固体包裹体，后经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确定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玉棺片中的黑色点状固体包裹体为石墨[]，而非碧玉中的铬元素的集中堆积致色。

为了解西汉玉器的组分特征及玉料来源，谷娴子、李银德、丘志力等学者曾利用红外光谱、电子探针、拉曼光谱等技术，对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部分玉片（玉衣片和玉棺片）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分析。此次检测抽取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的五个玉片残片（xs01~xs05）和玉棺的四个玉片残片（xsg01~xsg04）及确定来自新疆和田白玉河的三个闪石玉籽料进行物质组分研究和产地来源研究。这次检测原为主要解决玉衣、玉棺的玉料成分及产地来源，但其测量的相关数据对确定玉棺青玉还是碧玉有着极大的作用。笔者依据此次对玉衣、玉棺和新疆和田籽料检测的相关数据（见附表），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了玉棺片的FeO的含量仅在1%以内，不在大多碧玉2%~4%的区间范围。玉棺的FeO含量略高于玉衣，这主要是玉棺的颜色比玉衣颜色要深，其主要原因是铁元素的影响；玉棺片Cr2O3 含量低，与碧玉0.1%~0.5%的区间标准还有很大距离。玉衣片、玉棺片和新疆昆仑和田籽料中的Cr2O3的含量基本相同，且玉棺片Cr2O3的平均值还略小于玉衣片的Cr2O3平均值，这充分说明了玉棺片中铬元素的含量与玉衣及新疆和田籽玉中铬元素含量是基本相等，并无显著的增多。检测结论的报告中明确的指出：微量元素分析显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衣片和玉棺片的铬、镍含量低，属于热液交代型镁质大理岩玉，排除来自蛇纹石化超基性岩型的新疆天山玛纳斯闪石玉和台湾花莲闪石玉的可能[]。对于这个检测结论笔者极为赞同，结论直接排除了玉棺片产地为新疆天山玛纳斯的可能性。其所使用的排除法——对元素铁、铬、镍元素分析，实际上也排除了玉棺片为碧玉（富铁、富铬）的可能。

五．早期“玉石之路”起点非始终自新疆和田地区

此次检测结论排除了玉料来源为福建南平闪石玉、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青海闪石玉、河南栾川闪石玉、新疆玛纳斯闪石玉、辽宁岫岩闪石玉、四川汶川闪石玉的可能性，认为徐州狮子山汉墓的玉料主要和新疆和田地区玉料有关，并推测西汉早期新疆和田地区闪石玉已广泛传至中原地区[]。对此结论，笔者不完全认同：此次检测其主要的价值在于排除部分，对以上玉石产地地域的排除，是有科学依据和学术意义价值的，而最后总结归纳为与和田地区玉料有关，则有待探讨。文中采集的一些地域的玉料不够全面，甘肃马鬃山、马衔山、敦煌旱峡，新疆且末、若羌等地的闪石玉没有采集。

笔者曾于2001年至2018年负责徐州博物馆馆藏玉器的复仿制的工作，通过十几年对狮子山汉墓玉器的长期观察，以及对各种玉料的不断仿制试验比对，发现狮子山汉墓的这批玉器缺少新疆和田地区玉器的质朴、温润和沧桑感，其本身略水，似一种荔枝冻的感觉。所以当时即对狮子山汉墓出土玉器玉料来自新疆和田地区这一观点产生了较大疑问，因略水这一特征与水性显著的青海玉有相似之处，故感觉其产地应在甘、青地区。后有学者考察了狮子山出土的玉龙佩、玉壁、玉环、玉珩、玉容器、玉剑具等，指出该批玉料的材料与新疆和田玉有显著差异，却同甘肃闪石玉非常相似，其质地比和田玉更为通透，光洁度高却不够油润，结构略疏松，手头偏轻，内部多（窜）有赭红色浓郁糖斑，且白玉色调偏惨白，推测玉料的来源或为甘肃马鬃山玉矿[]。

史书记载，“禺氏”曾以将美玉贡献中原而闻名。《管子·撰度》：“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房玄龄注：“禺氏，西北戎，名玉所出。”近人考证此所云禺氏即月氏之异译，当时月氏分布在敦煌一带。张骞云月氏故地在“敦煌、祁连间”。那么这里的“敦煌、祁连间”具体是指哪里呢？经过现在学者的研究表明：当时的祁连山并不是指现在的祁连山而是指现在的东天山地区。“敦煌、祁连间”的广大地区就涵盖敦煌旱峡、肃北县马鬃山玉矿区。

《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曾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这里出玉的昆山是不是指现在的昆仑山呢？亦不是。当时中原人们活动范围有限，最远只能达到甘肃，再往前是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然条件恶劣 ，人迹罕至，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将更远的山脉纳入视线范围 ，因而将当时人们将所能见到的最高的山—祁连山称为“昆仑山”[]。今天的昆仑山之名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在张骞从大月氏返回中原的途中，他沿着昆仑山（当时被人们称作“南山”）北麓自西向东行进，途中经过和田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和田玉石。回到长安以后，他将自己所见的“南山”出美玉情况告汉武帝，汉武帝根据《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山”。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明确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山”。

汉武帝时期，西汉军队击溃了匈奴人在天山南北的统治，西域各国归纳西汉王朝的统治，同时汉朝也控制了昆仑山脉以及西域各国的玉料，并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汉书·西域传》对于于阗国“多玉石”，鄯善国“出玉”，“子合土地出玉石”，莎车国“出青玉”的情况均有明确的记载，而对于玛纳斯地区出碧玉却无任何记载，此后在新疆天山南北，尚未见有战国至汉、晋、隋唐时期玉器出土。目前据文献记载看，玛纳斯碧玉矿的开采最早在清代[]。

中国历史上的“玉石之路”的起点，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相当长的时间不在新疆和田，而应在甘肃地区。早在汉武帝在敦煌西北建立玉门关之前，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有一座古代的玉门关，其位置经考证在现在的玉门市境内。马鬃山区紧邻玉门市北部，如果说汉武帝在敦煌西北建立的玉门关是为了迎接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玉料，那么最古老的玉门关所迎接的也许就是甘肃西部和北部三危山、马鬃山的玉石料。现有的研究成果还表明，于阗国的建立是在公元前３００－前２００年之间，略早于张骞出使西域 ，在这之前即使有人类活动，也是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玉料开釆并且与中原进行稳定的贸易往来，所以这个时期西域的玉石根本没有作为主要贸易货物进入中原[]，即使有零星新疆和田玉传入，也不可能有大规模玛纳斯碧玉矿的开采及输入内地。

六．结语

自狮子山汉墓发掘出土玉棺以来，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对玉棺片材质的认识源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发掘简报》中关于玉棺片材质的不明确认定，文中对产地是新疆玛纳斯有失偏颇的推断，致使后来的许多专家学者在其文章中直接描述为碧玉，此认识至今常常被部分学者及有关文博单位所使用。本文通过与和田玉国家标准的比对，地质类、玉石器类专家学者的经验目测，科技手段测量数据的分析，以及相关史料记载的研究，得出结论：狮子山汉墓出土玉棺的材质应为青玉而非碧玉，更非简报中推断的新疆玛纳斯碧玉。至于狮子山汉墓玉棺片材质的来源问题，尚待以后其他的学者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本文感谢先后参与对狮子山汉墓玉棺片目测的有关方面专家：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李壮福副教授、徐州市玉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维翰先生、徐州市律正宝玉石检测中心袁洁女士、徐州市工艺美术（玉雕）大师王洪亮先生。对以上人士给予本文撰写的支持和帮

附：

本文作者简介：陈东 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会员 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文物艺术品鉴定专家 徐州收藏艺术研究会会长 徐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监事长